小到村頭菜市場的建設，大到一座城市的精密運轉，背后都是一篇治理的文章。通過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浙江以科技驅動創新“最多跑一地”等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用法治思維解決改革發展中遇到的“疙疙瘩瘩”，將平安作為高水平發展的底線，延伸出構建和諧平安社會的新路徑。

　　化群眾智慧為群治力量

　　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吳興區織里鎮，28位女企業家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當地糾紛調解的金名片。發起人徐維麗來自遼寧省海城市，2003年來到織里鎮經營童裝，把織里當成了第二故鄉。

　　2017年底，織里一家服裝廠負責人跑路引發集體討薪，多虧“平安大姐”及時介入化解矛盾，確保了工人們回家過年。“這些年我在織里賺了錢，口袋富了，總想著為這片土地做點貢獻。”徐維麗說。

　　“平安大姐”工作室只是浙江推進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建設的一個縮影。在浙江，依靠群眾并充分發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成為共識。浙江全省社會組織從2007年的2.4萬個增加到2018年的5.5萬個，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位居全國前列。

　　40年的發展讓毛衫成為嘉興市秀洲區洪合鎮的富民產業，也讓這個小鎮成為南來北往的集散地。“小時候家里住的是草棚，現在社區家家戶戶住新房。”55歲的橫涇橋社區黨總支書記黃水躍說。

　　和腰包一樣鼓起來的還有人口，目前橫涇橋社區戶籍人口2611人，而外來人口超過1.2萬人，給社區治理帶來新挑戰。“這幾年持續推進新居民黨建工作，實現微網格的精細化管理。”黃水躍說，基層治理需要依靠老百姓的智慧，在法律的框框內加強自治。

　　把小微權力關進“籠子”

　　一個建筑面積近2萬平方米的農村菜市場，卻因村民認為村干部“有利可圖”而擱置。在寧波市寧海縣，這場鄉村治理風波最終因《寧海縣村級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的出臺而化解。

　　寧海縣桃源街道下橋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里的老菜場較為簡陋，已難滿足群眾的日常需要。2012年，村班子經過調研摸底決定建一座新菜場，但很多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表示反對。“當時有傳言說村干部想借機賺錢，村民代表就不同意。”村民王萬永說。

　　12次村民代表大會開下來，菜市場建設工程始終沒能通過。寧海縣紀委常委葛知宙表示，過去因為村級權力沒人監督，老百姓對項目具體操作過程不知情，就容易引起這種不信任。

　　針對農村基層治理存在的突出問題，寧海2014年探索實施了小微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為小微權力運行建章立制，讓群眾明白，還干部清白。下橋村按照“36條”規定，通過黨組織提議、村務聯席會議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大會決議、群眾評議等規范性操作，得到村民認可。當年，桃源菜市場順利建成并招標出租，有效壯大了村級集體經濟。

　　2018年，沾著泥土氣的“寧海經驗”寫入《中共浙江省委關于推進清廉浙江建設的決定》。這份決定提出，實現小微權力清單制度村(居)全覆蓋，防止基層“微腐敗”，促進鄉村治理。

　　讓城市運轉“耳聰目明”

　　在“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省諸暨市，市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門口一行標語頗為醒目——找個說法、想個辦法、解難“最多跑一地”。“老百姓碰到問題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們大家一起來想個辦法解決問題。”負責人李國女說，中心已基本實現部門“應入盡入”。

　　綜合信息指揮室大屏幕上，各類數據流交匯顯示，為中心運行提供大數據支撐。截至6月底，該中心共登記群眾來訪1681件，分流至信訪、公安、各類調解組織等渠道。

　　通過發動社會多方力量參與，浙江形成了縣(區、市)、鎮街、村社三級聯動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2019年，該省信訪總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訴訟案件由連續多年高位增長轉為下降。

　　不僅矛盾調解“耳聰目明”，城市治理也心中有“數”。從“數字治堵”“數字治城”到“數字治疫”，杭州運用城市大腦有效提升交通、文旅、衛健等系統治理能力。

　　“市民可以更好地觸摸城市脈搏、感受城市溫度、享受城市服務。城市管理者也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作出科學決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中國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腦技術總架構師王堅說。

　　據統計，杭州城市大腦目前包括公共交通、衛生健康、基層治理等11大系統48個應用場景，日均協同數據1.2億條。(新華社記者商意盈、馬劍、許舜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