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萬里行

　　——《激蕩•1978-2008》編導朱琳

　　“質量萬里行”這個詞，似乎已經離我們很遠很遠。但是，當那些參與者一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來，還是感慨萬千。他們紛紛說，當年“質量萬里行”的影響實在是大得出乎他們的想象。

　　事實上，“質量萬里行”早在1992年2月就開始了。首都媒體的聯(lián)合打假一開始就得到了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參與和支持。第一批關于產品質量的報道同時在報紙、電視、廣播發(fā)出后，反饋之強烈簡直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根據(jù)《質量萬里行》雜志的第一任主編艾豐的回憶，情況匯報到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那里，朱镕基將它歸納成為三句話：“大快人心事，質量萬里行”;“這是黨和政府為人民辦的一件好事、實事”;“希望萬里行天天行”。

　　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使得原本作為一次性活動的“中國質量萬里行”，從1993年開始變成了一個常年的打假行動。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了。此前，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fā)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xiàn)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

　　當年，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叫做“部長買鞋記”，說的就是當時的商業(yè)部長胡平視察某地商場，照樣買到劣質鞋的咄咄怪事。主管商業(yè)的部長尚且如此，老百姓的遭遇就更加一言難盡了。這樣的現(xiàn)狀，政府顯然是無法容忍的。國務院剛剛把1991年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這是1949年以來，國家第一次把質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題來抓。現(xiàn)在，既然發(fā)現(xiàn)了問題，就準備下大決心來解決。

　　1993年的“質量萬里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

　　前面說過，當年的“質量萬里行”是分四路縱隊從北京出發(fā)的，姜詩明參加的是東北一路。姜詩明所帶的一路——東北路，從黑龍江黑河，黑河的對岸是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那時候中國的邊貿剛剛興起。“我們在黑河搞了個啟動儀式，然后在黑河調查了中國的邊貿情況，俄羅斯對我們產品質量的反應，在黑河也設立了專門的柜臺，接受消費者咨詢，產品質量法是怎么回事，也接受他們一些投訴。”

　　姜詩明說，他們一路上遭遇的種種現(xiàn)象，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令人扼腕嘆息。千奇百怪的市場現(xiàn)狀給參與質量萬里行的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碰到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女同志帶一個棉紗，是黑的，有點像伊朗人。她過來，我們一了解，是被電飯鍋，用的電炒鍋漏電，往里倒油，油和鍋一接觸，變成導電體了，結果把整個臉都燙了，非常可憐。那時候我們剛啟動，受的第一個刺激，我們覺得關注產品質量確實太必要了。”

　　離開黑河，到了四平。有一天，記者們正準備出發(fā)去采訪，突然看到他們住的地方門前停了一排小轎車，當時還有人說，這小車很漂亮啊。

　　“他一開門，門就掉下來了，一開方向盤，方向盤掉下來了，我說這是汽車嗎。這是一個汽車，當時是唐山什么縣一個企業(yè)生產的，微型的，事實上一種四輪或者三輪的摩托，無非帶個殼子。”

　　據(jù)說這還不算最慫人聽聞的。他們曾在一家國營啤酒廠里看到這樣的怪現(xiàn)象。在倉庫里，竟公然放著各種酒類的標簽，濉溪佳釀、口子老窖等等。廠長還洋洋得意地向記者介紹，他們是根據(jù)市場需求，消費者喜歡什么牌子的酒，他們就往瓶子上貼什么牌子的商標。

　　然而，質量萬里行并非一帆風順。他們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地方保護主義。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說過，中國奇跡的誕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地區(qū)競爭制度發(fā)揮功能。但區(qū)域競爭，同時也意味著地方保護主義不可避免的抬頭。

　　根據(jù)記者后來的回憶，在當時的采訪活動中，最大的感觸是消費者的無助。由于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的缺位，幾千年逆來順受的中國民眾在泥沙俱下的市場經濟中，躲又躲不掉，講又無處講，最后只好把媒體當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經過幾年的洗禮，中國市場的基本秩序和消費者的維權意識也終于在大掃蕩般的媒體活動中逐漸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