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肺病人劉洪云對病情看得很淡，但說起兒女便不停地抹眼淚。▶1992年開始在深圳做風鉆工的許志輝已是塵肺病三期。趙洪杰 攝     深圳工地上密密麻麻的孔樁，風鉆工長期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容易染上塵肺病。趙洪杰 攝

　　◎1992年，在徐瑞寶和許志輝等8名年輕人的帶領下，雙喜村和導子鄉(xiāng)其他村莊的青壯年遠赴深圳成為風鉆工。18年間，他們中已有146人(雙喜村有65人)查出塵肺病，24人病故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辦”，提出“法律框架、人文關懷”的處理原則，但最關鍵的進展還是卡在勞動關系上

　　◎幾位農(nóng)民工問題專家建議應由國家成立專項基金，將治病救人和職業(yè)病鑒定維權分開寫入修訂后的法律，從而避免耒陽塵肺病悲劇再次出現(xiàn)

　　83歲的雙喜村老人王翠蘭已經(jīng)哭干了眼淚，她窮盡一生拉扯大的5個兒子，有4個在這幾年陸續(xù)故去。而她朝夕守望的湖南耒陽市導子鄉(xiāng)雙喜村，已經(jīng)由一個熱鬧的湖南鄉(xiāng)村變得凋敝而破敗，用王翠蘭的話說，村莊年輕人“出去打工，賺了錢，蓋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沒了”。

　　導子鄉(xiāng)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種人間悲劇的原因：塵肺病。

　　雙喜村的眼淚

　　村莊年輕人“出去打工，賺了錢，蓋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沒了”

　　9月8日—11日，南方日報記者來到耒陽雙喜村實地調(diào)查。

　　雙喜村被低矮的丘陵環(huán)繞，隨處可見的荒地里長滿野草，沿山而建的房屋非常分散，偶爾會看到貼著瓷磚、有著寬闊歐式風格陽臺的三層小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外出打工、人煙漸稀和往家匯錢、反哺農(nóng)村，成了只有300多戶人口的雙喜村繁榮和荒寂的一體兩面。

　　1992年，在徐瑞寶和許志輝等8名年輕人的帶領下，雙喜村和導子鄉(xiāng)其他村莊的青壯年遠赴深圳成為風鉆工。18年間，他們中已有146人(雙喜村有65人)查出塵肺病，24人病故。

　　徐瑞寶和他老鄉(xiāng)的工作是先用風鉆在巖石上打眼，再用炸藥爆破，在堅硬的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三米、深達數(shù)十米的孔樁，然后在孔樁里澆鑄鋼筋混凝土，給高樓大廈鑄地基。

　　從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時間里，耒陽的工人基本壟斷了深圳風鉆工這一行，深圳幾乎所有標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市民中心，都是耒陽人打下的地基。

　　但井下風鉆作業(yè)粉塵特別大，對身體危害極大，老板又沒有提供相應的防護措施，長期從事這一工作讓他們得了不同程度的塵肺病。

　　第一批南下者包括農(nóng)民徐瑞乃，當年妻子肖美華和徐瑞乃一起到了深圳。“每次他們打完地基上來時，臉上都是白色的灰塵，只能看到兩只在轉(zhuǎn)的眼珠，哪個是我老公都認不出來，他的耳朵好幾天都滿是嗡嗡聲。”

　　徐瑞乃見證了中國沿海經(jīng)濟奇跡般的快速增長，從鄉(xiāng)村走出來的他鉚足了勁掙錢。雖然白天上了班，但他還是愿意晚上接著干，這樣每天可以掙到180元。伴隨著深圳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他覺得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快車道。

　　在深圳的那些年，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張定格了他人生的得意：在寬闊的草坪上，他微微側著身頑皮地躺在地上，抬起頭張望著鏡頭，雙手抱在腦后，春風吹亂了頭發(fā)。

　　十多年后，他以同樣的姿勢躺在一部名叫《雙喜的眼淚》的紀錄片中，但此時他瘦得皮包骨頭，身體已然僵硬，他的嘴努力地張開著，希望能吸入更多的氧氣，但纖維化的肺已經(jīng)沒有能力吸收了——被確診為塵肺病三期的他在去年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老母親和兩個兒女。

　　2009年耒陽塵肺病人維權被媒體報道從而引起社會關注，但兩年來死亡的陰影步步緊逼。前年7個，去年6個，第一批南下8人死了6個……這些數(shù)字像一枚枚針錐插進了雙喜村塵肺病人的心。

　　他們非常清楚，塵肺病人晚期發(fā)病多伴有三五種并發(fā)癥——肝炎、肺結核、心臟病、膽囊疾病等。但吃藥治療，尤其是治肺結核的藥，會損害肝和膽，所以在不斷地治療中，醫(yī)治一個器官，同時會損害另一個器官。因此，塵肺病人的離世大都非常突然，有的人上午還在正常聊天，下午便溘然長逝。人死的時候體溫超過40℃，而忍受不了高溫的病人往往會難受得在地上打滾。

　　雙喜村已故風鉆工的平均年齡只有40歲，已故周清平的昨天代表著尚存活塵肺病人的明天，死亡對他們來說就像打嗝一樣，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會到來，但是具體時刻他們只能惶恐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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