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黑龍江省黑河市教育局決定更換2011年秋季入學的初一年級的英語教材，新選定的教材為7年前棄用的人教版。這一變動讓當地諸多英語教師備感突然與不適。黑河市教育局內部人士稱，此次更換教材是“上面的意思”。針對此次更換教材召開的討論會，被參會人員指為走過場，因為“通知開會之前領導已經決定換什么教材了”。

　　教育部此前已明文規定，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教材選用工作。但在強大的行政指令和利益公關下，教材選用很難脫離權錢交易的陰影。

　　“更換教材是上面的意思”

　　“我知道換教材的第一感覺是，為什么總換教材呢？每換一次教材，老師們就要花很長的時間適應，而且還不一定能適應得好。”黑龍江省黑河市一位教授初中英語的教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2011年5月3日，黑河市教育局在其官網發布了一條名為“2011年秋季初中一年級英語教材選用情況公示”的信息。該公示中寫道：“根據黑教聯[2011]6號《關于做好2011年秋季中小學教學用書征訂工作的通知》精神，黑河市初中英語教材選用委員會對2011年秋季初中一年級英語教材在省規定教學用書目錄范圍內進行了民主投票，下列教材被選公示。公示時間為4月27日-5月4日。”

　　該公示信息標明，此次選用的教材為“初中一年級英語，人民教育出版社”。

　　數位受訪的教師表示，感覺這次換教材“很突然”，事先從來沒有聽說過。

　　據調查，黑河市的初中在2004年之前曾使用過一段時間人教版英語教材，但因為眾多教師反映“人教版的英語難度偏大，黑河地區的學生英語基礎不好，學習困難”，從2004年起更換為仁愛版(由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編寫)的初中英語教材。

　　“以前用人教版的，現在又換回人教版，如果人教版真那么好，為什么當初還要換掉呢？”黑河市一位從事教研工作的人對記者說。

　　“如果真的從教學角度考慮的話，現在即便是換教材，也不應換成人教版的，而要換成外研社版(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編寫)的，因為現在我們這兒高中英語用的就是外研社版的，這樣好有個銜接呀。”上述教研人士補充說道。

　　那么，黑河市為何突然更換教材，而且僅僅更換英語教材呢？

　　據一位黑河市教育局內部人士稱，“更換教材是上面的意思”，也有傳言稱，“是黑河某市長的意思”。

　　按照教育部辦公廳下發的“教基廳(2005)15號”文件規定，“各級教材選用單位須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教材選用工作”。

　　據調查，今年4月18日，黑河市教育局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黑河市教育局局長郭建華指定由原來不分管基礎教育工作(涉及教材選用)的副局長李明具體負責今年黑河市的教材選用工作，隨后在未通過教材選用委員會討論的情況下就制訂了更換教材的目錄。

　　投票“只是走個程序”

　　據一位知情黑河市更換初中英語教材一事的教育人士稱：“按照程序，更換教材應該先進行調研摸底，然后由教材選用委員會進行投票表決，但這次以‘教材選用委員會’名義開的會只是徒有其表，就是臨時叫幾個資深教師來開會，給他們一張表格打勾，走個程序而已。”

　　一位參加了此次會議的教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描述了這次會議的經過，“上午我接到教育局的電話，說下午4點開會，當時只是說教材的事兒，具體開會干什么也沒有說。”

　　據這位不愿意具名的教師稱，會議剛一開始，黑河市教育局副局長李明就說：“上面的意思要將初中英語教材換成人教版的美國新目標英語教材，請大家來走走程序，大家討論下，然后畫一下票。”

　　“一開始說大家有意見的可以暢所欲言，可等兩位教師反映說人教版的英語教材以前使用過，感覺比較難后，李局長就說時間緊張，大家就不用說了。”這位多年從事一線教學的教師對記者說。

　　另一位參加了此次會議的教師對記者稱：“這次票選就是在外研社版教材和人教版教材中二選一，畫完票后沒有當場宣布，我事后看教育局網站才知道結果的。”

　　“在通知我們開會之前領導已經決定換什么教材了，讓我們來(開會)只是走個程序，而且指向性很強，不然為什么事先不告訴我們來干什么，票選后也不當場公布結果呢？”上述不愿具名的參會教師對記者說。

　　據“教基廳(2005)15號”文件規定，“教材選用委員會應由教育專家、骨干教師、校長、學生家長代表及教育行政、教研人員組成，其中教育行政和教研人員不得超過總人數的四分之一。教材選用委員會的成員要通過民主程序產生，并進行公示。”

　　但黑河市一位長期從事教研的人員稱，“我不知道黑河市教材選用委員會的具體名單，以前換教材從來也沒有開過會，在我的記憶里，這是第一次。”

　　據黑河市教育局網站上公布的“黑河市初中英語教材選用委員會名單”顯示，該委員會委員有18名。記者注意到，這其中，以“學生家長”身份參會的葛金萍，其實際職務是黑河市教育局語委科科長。此外，有人向記者反映，這18位委員中有的是數學教師。

　　雖然“教基廳(2005)15號”文件中明確規定，“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均不得干預教材選用工作。”但據了解，在強大的行政指令和利益公關下，教材選用工作很難實現真正的自主。

　　“每個教材都有它的長處和不足，選用教材的時候主要應該看是否適合當地學生的使用，適合的就是最好的，這個應是基本出發點。可現在很多換教材的舉措是從功利角度出發的，三五年間各個版本的教材換來換去，其實吃虧的還是學生。”黑河市一位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說。

　　教材更換背后的權力公關

　　諸多教材出版商與教育部門一把手關系微妙

　　經過改革，目前我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已經實現了從“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的轉變。按照教育部相關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單位、團體和個人編寫符合中小學用于課堂教學的教科書(含電子音像教材、圖冊)及必要的教學輔助資料。”

　　但教育部同時明確規定：“完成編寫的教材須經教材審定機構審定后才能在中小學使用。”據了解，每年年底教育部辦公廳都會向各省的教育廳發布下一年度的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經過審定的教材才有機會進入教育部制定的教材目錄，然后各地市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從教育部的用書目錄中選擇教材使用。

　　據教育部辦公廳下發的教基廳(2005)15號文規定，“教材的選用工作在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指導下以地(市)為單位進行。”

　　據一位教材商介紹，教材出版存在暴利，“通常一本教材的定價只有十幾元，刨除教材編寫、出版印刷等費用，給人感覺一本教材賺不了多少錢，但很多人都忽略了量的因素，你想想全國這么多中小學生，每年的使用量有多大啊。”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選用教材的實際權力在地(市)一級的教育行政部門手中。在暴利的誘惑和“一綱多本”背景下，各教材出版商紛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說服各地(市)使用自己的教材，以期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

　　據調查，諸多教材出版商和發行機構都與各地(市)的教育行政部門，尤其是一把手，保持著微妙關系，并使出各種手段進行公關。據《市場報》2007年的一則報道，僅2004年一年，全國就有40多個教育廳(局)長因為教材問題落馬。

　　采訪中記者掌握了這樣一則事實，某教材出版商的發行人員得知，東北某地級市的教育局局長將被調離，遂準備公關新任局長，以期當地使用自己出版的教材，但有知情人告訴這位發行人員，“你別想了，現在不知道多少人都盯著呢，很多人都已經看好了。”

　　采訪中，黑河市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說；“現在教材出版商間競爭得很激烈，他們在每個省都安排有專門的人在跑關系，有的出版社一下來就是一批人、一個團隊，想盡辦法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

　　調查中，記者發現，教材出版商除了對各地(市)教育部門的一把手進行重點公關外，甚至還通過“培訓”等名義拉攏各地的資深教師，一位教材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培訓這一塊要花不少錢呢，教師們的吃喝住行都得管。”

　　各地(市)教研院的人員也是教材出版商的公關對象。經某教材出版商的發行人員公關后，某地級市教研院的一位負責人說：“等下學期開學了，我們可以組織一些教師常到下面的學校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正在使用的教材有什么問題，我可以多給上面寫材料反映。”

　　另據記者調查，在暴利的驅使下，一些地市甚至讓當地的中小學生使用沒有經過教育部審定的教材，這些教科書缺乏嚴格把關，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科學性、適宜性等方面的問題，難以保證中小學教學質量。為此，教育部辦公廳曾專門下發了《關于加強中小學教材管理全面清理違規教材的通知》(教基二廳函(2009)13號)，要求各地“立即組織對本地區中小學使用的教科書進行全面檢查，發現未經審定的國家課程教科書要進行堅決清理”。

　　高額利潤下的發行大戰

　　教材發行的高額利潤引起了眾多擁有發行資格商家的博弈。2010年發生在安徽省，涉及阜陽、宿州、淮南、滁州、蚌埠5市19縣(市)1149所學校106萬冊教材的更換風波，即起源于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和安徽新華傳媒公司之間的教材發行權爭奪。

　　一位教材業界人士向記者透露，“黑河市突然換教材，這背后有黑河市新華書店的影子，因為新華書店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簽署了相關協議，由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負責人教版教材的發行。”該業界人士稱，“教材發行是塊肥肉，收益頗豐。”

　　7月8日晚，一位在黑龍江某市新華書店供職的工作人員坦承，“現在就是用圖書發行賺來的錢補貼店面的虧損，教材發行是最重要的，占大頭。”

　　另據記者調查，在高額利潤的促使下，一些教材出版商采取與有實力的發行機構簽訂協議的模式，由發行機構代理發行，以達到利益均沾，其目的就是藉用發行機構動用的各種關系疏通渠道，以獲取具有壟斷性的教材發行權。

　　2010年，黑龍江綏化市更換了一批教材，據知情人透露，此背后就有行政力量作祟。

　　記者掌握的一份由黑龍江出版集團于2010年3月22日發給綏化市某領導的函中寫道：“教材工作非常重要，涉及到國家的未來和文化安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是主流教材，水平最好，品種最全，在全國教材選用中占有絕大比例。(黑龍江)省出版集團是人教版教材在我省的唯一代理單位，選用人教版教材就是選擇了質量，選擇了服務，就是保證我省文化安全和經濟利益……希望您能關注一下綏化市人教版教材的選用工作，積極支持綏化市教育部門，能夠在新學年起始年級選用人教版教材。”

　　上述綏化市某領導在該函上做了如下批示：“轉楊芮局長(綏化市教育局局長——記者注)酌，上次接待中李××總經理專門談了這些意見，這次又致函盼予以支持，因此望你要為閱處(原文如此)，并予支持。”

　　這份函經層層批示后下發到了各區縣，記者在綏化下轄某縣級市的教育局文件上看到了某領導的批示：“此(指教材選用)事×書記對全市教育學院有批示意見，我市也應按綏化相應落實，望你接待并給予安排。”

　　一位教材出版的業內人士指出：“某些出版社憑借強硬的關系占據了教材的大多數市場，這其實違背了教育部在教材使用方面推行‘一綱多本’的初衷，通過非市場性的行為擴大某個版本教材的占有量其實是一種不良競爭，這是在走回頭路。” (田國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