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近來頻頻傳出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這當然不是一個巧合。在新的一年開啟之時，各地政府借助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釋放出了提升工人收入的政策信號。不過，此事首先是一個經濟現象，也釋放出了經濟意義上的信號。

　　猶記得，在2008年中國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相關部門出臺一系列應對政策，其中為了緩解企業壓力，暫緩了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的向上調整。縱向來看，這是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在經歷了數年的提升之后首次遭遇“暫緩”指令。此舉的意思很明顯：保經濟增長必須要靠微觀企業的發展，而在經濟困難的階段中，企業與員工一起“過冬”，攜手闖關，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短短一年之后，中國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保八”目標順利完成，通過經濟數據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明顯回暖；其次是國人對于中國經濟的信心大增，在經歷了一次危機之后，變得更冷靜而理性。

　　宏觀經濟的回暖，體現在微觀層面，信號也是十分明顯。《廣州日報》記者在走訪珠三角外貿重鎮，深入企業生產一線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新興產業訂單增長迅猛，新興市場訂單突增，有些企業1個月訂單已夠全年開工。同時，招工緊張問題也凸現出來。

　　珠三角的情形，是中國經濟整體復蘇的一個縮影。而經濟形勢的上行，推動了各地針對企業最低工資標準采取上調舉措。某種意義上，一些地區招工出現緊張問題，則成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直接推動力。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無論地方政府主動提升，還是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被推動來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其用意都是清晰無疑的。即使政府不主動上調，實際工資水平也已經提高。上調之舉，則是給企業在工人薪酬問題上以制度化的約束。另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是，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工人收入，將對政府推動的擴大內需戰略起到直接而明顯的促進作用。

　　我們已經知道，最低工資標準是一種兜底的行為，是政府對勞動力價格進行管制的一個結果。有些時候，這種人為管制可能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但是，出于對一定的社會道德標準的追求，作為次優選擇，各國政府大多實施這一制度，以保障收入低微或不穩定的工人最基本的生活，維護社會安定。

　　還應看到，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總體偏低。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持最低工資標準不變，看似有利于企業，但是這不利于消費市場的擴大，進而觀之，也不利于企業的生產。

　　由此可以看出，之所以說在各地“兩會”召開之際，紛傳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不是巧合，正是因為政府的訴求與經濟規律的作用，都指向了中低收入勞工分享中國經濟復蘇、發展的果實，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若從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增加勞動性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勞動者的勞動性收入，也是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關鍵之一。

　　其實，近年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容易引發爭論的問題。在經歷了許多次的理論爭執之后，很多人意識到，無論從維護勞工權益角度出發，還是從擴大內需戰略的訴求來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一個政策手段，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在技術層面較為復雜。因此，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當尊重地方的實情，調多調少，決不該是“一刀切”的事情。

　　有觀察者指出，脫離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來談是否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實是個偽命題。這是一個很有道理的看法。理由簡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低工資標準往往跟中小企業更多地聯系在一起，從政府的角度講，盡量改善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也是促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最終產生實效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