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期待著能掌握一門技術，便于找工作。但學校讓我們這些人備受打擊，把我們變成了‘學生工’。”日前，在“富士康內遷報告”發(fā)布會現場，來自貴州的小羅和小李現場講述了他倆變成“學生工”的親身經歷。
小羅和小李是貴州省貴陽市一所職業(yè)技術學校07級的學生。
2008年之前，他們學校的校名是“貴陽市國防學校”，自稱為貴州省國防軍事學校的分校，2008年之后，相關部門不允許以“國防”名義辦校，加上學生流失，學校更名為長征職業(yè)學校。之后不到3個月，學校又改名為“華海職業(yè)技術學校”。 現在由于只能招到100多個學生，華海職業(yè)技術學校又再次被改為華海勞務派遣有限公司，學生一年四季都可以入學，只要交學費就行，有些學生在校時間竟然長達4年之久。
2007年，他倆抱著對“國防”二字的憧憬，選擇了“貴陽市國防學校”。畢業(yè)之后，小羅拿著學校落章為““貴陽市國防學校”和“長征職業(yè)學校”的畢業(yè)證書去用人單位應聘，卻發(fā)現人家根本就不認同。
小李沒有拿到畢業(yè)證。去年他要跟同學一起去當兵，就到學校詢問了畢業(yè)證的事情。學校老師告訴他，他有畢業(yè)證，但學費沒交夠，要再交6800多元。另外，小李沒有在學校指定安排的工廠上班，學校拿不到錢。所以，不能給小李發(fā)畢業(yè)證。“我在學校讀了兩年，學不到東西，只能常年在外打工。”小李說。
這所在4年內更名4次的學校，留給他們最多的回憶不是在校園內求學的時光，而是被學校四處“倒賣”當“學生工”、不堪回首的日子。
“入學后，學校說要有一個月的軍訓。但是在軍訓中，學校會和某個公司簽訂多少人，等學生人數湊齊了，學校就再把這批人送到公司，然后頂崗上班。”小羅說。
“在學校根本學不到東西。”小羅學的是市場營銷專業(yè)，2007年7月入校，在學校只待了5天，他就被安排到深圳的一家公司實習。直到2008年2月才回到學校。在學校上了兩三個月的課之后，他再次被送到外面當沒有人指導、實習內容完全不對口的“學生工”。小羅說：“每次勤工儉學回去后，都會有一個星期的假期，學校就會給我們很多招生簡章，并下達任務，回家要招多少學生，如果招不夠回來的話，我們的教官就會被罰錢。如果幫他們招一個學生的話，就給600元獎金。實際上，這筆獎金不是學校支付，而是在所招到學生的實習工資里扣除。”
在小羅和小李眼中，學校打著“勤工儉學”的牌子，實際上是利用他們這些“學生工”來賺錢。
小羅和小李對學校的收費情況做了個統(tǒng)計：首先，學雜費3年共繳納18000元；另外，為了防止學生中途離校，學校要求他們繳納入學保證金850元（畢業(yè)之后也沒退還）；其間發(fā)放了4套校服（都是些舊軍裝），共收取裝備費1200元；辦理畢業(yè)證和職業(yè)資格證，花費260元；打電話聯系實習工廠的外聯費400元；沒看到保險合同，但是被扣取了保險費180元。除了850元入學保證金，其他費用校方稱全在工廠的工資里扣除了。
按照法律規(guī)定，實習期間的勞動報酬應該發(fā)到實習生手里。但據他們介紹，3年來，小羅及他們同學的所有工資都直接打入學校賬戶。此外，學校還一直在克扣他們的勞動報酬，每小時工資低于法定標準。如2010年6月實習期間，當地的法定小時工資為6.29元，學校給他們統(tǒng)一為工價每小時5.5元，平時和周末加班都一樣。學校吃掉了中間的差價。此外，學生們的工資也不一樣，有5元/小時的，4元/小時的，3元/小時的，甚至還有更低的。
為了賺錢，學校要求未滿16周歲的同學也上生產線頂崗工作。而且工作時間很長，加班加點相當普遍。
此外，學校幫他們每個人都申請了國家補助金，兩年共計每人3000元，小羅這級共有1801人。他們至今不知道這些錢長啥樣子。“第一年，當我們還在工廠實習的時候，老師讓我們簽一張單，說之后錢會打到學生賬戶上，可后來沒有。回到學校，老師又說到時會發(fā)到學生手上，可等了一兩個月都沒有。后來學校又讓同學簽一張單子，說學校統(tǒng)一代收國家補助金，同時又給了同學一張收據，說這個補助金用來支付學生在校的生活費。”小羅說，“有些同學中途就退學了，我們教官就把那些中途退學學生的名單給我們中隊每人一份，讓我們冒名頂替，給他簽名，然后學校繼續(xù)代領國家補助金。”
今年5月初，小羅和小李等學生找到貴陽市教育局，當面舉報學校違法安排實習、亂收費、克扣工資和冒領國家補助金的事情。貴陽市教育局負責接待他們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如果是他們自愿的學校就沒有問題。“你們已經畢業(yè)了，畢業(yè)前才可以處理。”“如果想拿回錢，自己跟學校交涉，跟教育局沒有關系。”
小羅和小李對記者說，他們之所以愿意勇敢地站出來，就是希望通過他們的事情，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學生工”的狀況，別讓職業(yè)教育變味兒，不要讓比他們年歲小的學弟學妹再重蹈他們的不幸。